【环球网财经报道 记者 陈超】走在第九届进博会的各个展馆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品与跨国企业前沿技术随处可见。作为国家级“买全球”的开放平台，展会的聚光灯大多投向海外参展商。但在今年进博会的展台交流中，环球网记者注意到，一个关乎中国企业的命题正在被频繁讨论，那就是“出海”。
“十五五”规划建议在部署高水平对外开放时明确提出“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在支持市场化对外投资的同时，进一步健全对外投资的风险防控与权益保护框架。出海，正在从少数企业的选择，变成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必须面对的经营课题。
11月6日，在安永展台举办的“长江对话香江”圆桌会上，安永大中华区审计服务市场联席主管汤哲辉向环球网记者分析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不少出海回报不及预期的企业，缺乏核心技术支撑，本质属于“贴标签”式出海。他指出，企业出海之后面临成本抬升、管理能力跟不上海外市场等问题，只能依靠母公司持续输血维持业务。
安永方面介绍，有市场研究显示，55%的买家在交易三年后取得的股东总回报低于市场指数。安永认为，回报不佳的背后，相当一部分与缺乏核心技术支撑的 “贴标签” 出海有关。当出海从可选项变成必答题，一份跨国经营的财务账本，究竟能读出哪些企业的真实底色？
翻开财报，如何识别“真硬科技”与“贴标签”
硬科技出海是当前的热词，但“拥有核心技术”和“具备核心竞争力”本身很难用一句话量化。汤哲辉在接受环球网记者采访时坦言，不存在可以一键判定真伪的公式，但站在审计视角，财务数据可以成为识别企业真实能力的重要参考。
汤哲辉介绍，真正的“中国创造”式出海，在财务报表上可以看到三个可验证的标志。
首先看收入结构的变迁。过去不少企业出海依托制造环节的成本优势参与竞争；具备硬科技实力的企业，报表中会出现技术许可收入、技术服务收入、特许权使用费等更高附加值的收入类型，依靠技术能力而非价格定义市场。
其次看穿越周期的研发投入曲线。汤哲辉表示，行情向好才加大投入、行情下行就砍掉研发，并不是硬科技企业的特征。行业承压阶段，企业是否仍能坚持研发投入，以及研发投入向产品竞争力的转化效果，是重要的衡量标尺。
第三个标志是利润来源的切换：企业盈利越来越不来自制造端的成本压缩，而是来源于技术带来的定价能力。这一点可以通过毛利率结构、海外市场定价、本地化业务的财务回报进行追踪。
汤哲辉强调，不只看研发端真金白银的投入规模，也要寻找技术能力的外部验证。例如客户是否愿意为技术支付溢价、长周期框架合同能否落地；同时还要观察企业经营的财务韧性，判断其能否在不依赖母公司持续输血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经营。这些现实信号，比企业对外打出的“硬科技”标签更具说服力。
不仅差在准则，更差在“信任”
环球网记者注意到，即便企业手握真实的技术能力，走向海外仍然会遭遇容易被低估的挑战，跨境合规与会计准则差异就是其中之一。
安永的一线服务观察显示，合规与法律风险位列中国企业出海五大经营挑战之首。汤哲辉介绍，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在核心原则上已经趋同，风险往往不来自准则条文本身，而来自企业业务模式在海外发生变化之后，财务端的专业判断没有及时跟上。以硬科技企业的长期项目合同为例，如果对履约义务、可变对价等条款的识别和分析不到位，会直接影响收入确认的时点与金额。
“会计准则差异表面看属于技术层面问题，但本质会影响海外投资者对于企业真实盈利能力的信任。”汤哲辉举例，中国准则下减值损失不得转回，而国际会计准则允许特定条件下转回。如果两地财务数据存在重大差异，却缺少逻辑严谨的调节说明，海外监管机构和投资者首先质疑的往往不是准则不同，而是数字本身是否可靠。
汤哲辉强调，企业需要用合规的确定性，去应对全球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出海倡导“先谋后动”，把自身技术能力转化为可验证的财务指标，同时搭建可复制落地的合规管理体系。
圆桌会上，其他嘉宾也从不同角度补充了出海面临的实际挑战。沧龙资本管理合伙人黄汇欣提到，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领域中国企业已经具备竞争力，但地缘政治、汇率波动与本地化合规仍是现实考验；“抱团出海”、借助产业基金与多方协同，是提升抗风险能力的可行路径。蓝科财务咨询（上海）大区总监黄建清则从落地视角建议，企业出海前期就要做好顶层架构设计，搭建透明、可复制的全球财务管理框架，为海外业务的规模化奠定基础。
出海的多重考验：本地化与跨文化融合
如果说财务合规是出海的技术底座，那么跨越文化与管理的鸿沟，则是中企“走进去”的必修课。
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环球事务）邓希炜教授用一组生动的对比点出了出海的底层经济逻辑：“你在国内买一杯柠檬茶可能是5块人民币，同一杯柠檬茶在马来西亚可能可以卖到20块。”他指出，当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内市场竞争白热化，企业向外寻找利润空间是自然规律。
但利润空间大，也意味着水土不服的阵痛。邓希炜特别提到了两个容易被忽视的“暗礁”：一是人才本地化，例如在印尼，政府规定有规模的外资企业三年内必须有70%以上的员工是当地人；二是文化情商（CQ）。“中国企业家往往IQ很高、生产力很强，但在海外要想立足，更考验的是文化情商，需要去结交当地商会、华人企业家，与当地生态融合。”
面对这些体系化的挑战，仅靠企业单打独斗显然不够。作为连续九年参展进博会的“全勤生”，安永在本届进博会期间与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上海中心完成合作签约，尝试把商业专业服务与学术研究力量结合起来。
“出海考验的是企业全球化运营的体系化能力。”汤哲辉表示，安永覆盖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网络，叠加港大的学术积累，依托沪港双城联动的区位条件，希望为企业提供从战略洞察到落地实践的全链条支持。
在邓希炜看来，面对中企出海，香港拥有“一国两制”的境外优势，在融资方面更具弹性，且具备接轨国际的专业服务能力。同时，背靠粤港澳大湾区超过8700万人口的红利，以及“超级联系人”的定位，香港完全可以作为中企走向全球的桥头堡。
在进博会这个全球要素汇聚的展馆里，出海早已不等同于把商品装上集装箱。它是一场关乎技术成色、合规治理与多方生态协同的长期工程。
正如汤哲辉在圆桌总结中所说，当中国企业逐步告别成本红利、尝试依靠创新重塑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财报上每一笔实实在在的研发投入、每一份严谨落地的跨境合同、一套透明完备的财务架构，才是企业真正实现“走进去、走上去”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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